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个体流动与归宿 | 刘莹 院子故事第2期

大家好，我是刘莹，目前就职于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负责基金会的项目资助工作，平时比较多是以项目官员的身份和大家交流，今天更多的是想跳出项目的框架，从比较个人的角度和大家去讨论自己在工作过程中的一些困惑和观察。我今天想要和大家去讨论的话题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个体流动与归宿”。

01

漂泊的开始，最大的愿望是离开乡村

从小，我就知道我是要离开家的，我的家，不是我的家，只是一个暂住的地方。用父母的话来讲，女儿总是要嫁出去的。我并不想嫁出去，但是我想出去。所以，从小上学最大的愿望，就是考上大学，而考上大学的终点，就是逃离这个家，离开这座城。终于，2007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虽然离家不远，但也终于可以和家拉开一点距离了。大学毕业，我从未想过回老家。2010年实习，我去了广元，2011年去了青川，2012年在北川，2013年在德阳。家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刚开始觉得还好，因为年轻可以折腾，但时间长了，确实也感到奔波中的疲惫。

2014年，因为机构一个项目的调动，我到了成都。刚开始，住在机构租的员工宿舍，那是一个loft的电梯公寓，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大概两年多的时间，都觉得分不清工作与生活，工作的时候在工作，睡觉的时候在工作，醒来还在工作。期间也想过出去租房，看到安居客的租房信息：成都某别墅，小区环境好，套二出租，600/月。心里疑惑，别墅还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于是和朋友一起去看，果然是个别墅，小区环境好，但进到房间里面傻眼了，第一次知道出租房可以做隔间，一个套二的房子被隔成了五间，客厅也是单独的一个空间，厨房是共用的。我去的时候，刚好是做饭的时间，呛得我不停地咳嗽。房子里目前已经住着一个家庭（3口人）、一个年青人（房门紧锁）、一个中年人，以及还要准备隔断的房子。从小区里出来以后，我想到一个名词“别墅里的平民窟”。

后来还去看过另外一套房子，是个老小区，某地铁站旁边，物业就是一个守门的大爷，10点以后再进入小区，会给大爷1、2块的开门费。房子两间房，一间已经租出去了，另一间摆了个床，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里面光线昏暗，大白天的还看到老鼠从身边窜过去，最后也没有租房成功。幸运的是，2014年我在成都遇到了现在的另一半，2016年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不用再奔波。

02

什么是家？我只是有了一个房子，但不是有了一个家......

一开始，我以为，有了房子，我就算在这个城市安定下来，我也算个“成都人”了吧。直到有一次，在楼下听到邻居聊天，听着他们说周末要去参加哪个亲戚朋友的聚会，哪天社区有活动，要进行选举，哪里的地和房子又要重新讨论分配原则了，要去开会......他们对于这片土地上的事务日常化的讨论与安排，让我突然之间对于这个地方有种深深的陌生感。除了日常朝九晚五地上班，我的周末空空荡荡。我的脑海里突然飞入“本土”与“外来”这组对比鲜明的概念。原来，我只是有了个房子，但并不是有了一个家，房子只是一个居所，而家，是更为深刻的一种情感。在这里，我没有那种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不了解它的前世今生，没有和这个地域的感情链接与眷顾，也没有跟它血脉共生的文化羁绊。一些东西被创造了，但是好像一些东西又断裂了。我的身体定下来了，灵魂却飘在空中。这些都在提醒我，我不属于这里。我仍然不是“成都人”。

03

人和城之间的关系？这座城的前世今生？

那，我们又怎么才能在成都，这座陌生的城市有一个家？成都，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它又有着什么样的前世今生？这要从成都的楼市发展聊起。

解放之前，为适应大量人口内迁需要，成都将新南门外一点和青羊场划为“新发展居住区”，后来又在南郊规划“蓉村”，但只建成了一小部分。建国初期，成都生活依然以旧城为中心，但人多地少，部分区域人均用地不到10平米。从1953年开始，成都市政府开始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其中生活居住区以旧城为基础向周边延伸，兴建了东郊工人住宅区，但整体仍然以二环路为界线。到了八十年代，成都开始了模式化发展阶段。住房制度改革启动，商品房逐步取代福利分房，“开发商 ”这个名词跃上历史舞台，不少老百姓也开始节衣缩食，做起了“房奴”。“棕北小区”，“锦绣花园”“五大花园”等大家熟知的商品房小区都是这一阶段的产物。

2000年开始，成都进入了“大盘时代”，“成都花园”、“中海国际社区”纷纷出炉。2009年，高端崛起，誉峰来了，电梯高层突破2万单价，西派系，原著系，麓山麓湖，望江名门，高端市场一片热闹。2016年部分南门楼市开始提价，房价翻番，成都首个摇号楼盘出现。2023年的今天，成都的未来又将驶向何方？几个关键词，城市扩容、TOD、装备式革命、公园城市......以建筑为载体，“住”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城市的轨迹，以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涨落。（摘自UP成都向上《成都的70个第一次 住宅篇》）

那么从昔日的“大院”到如今的商品房时代，外来打工的人们该如何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归宿？

04

在武侯社区基金会的经历  初识社区营造VS“消失”的流动人口

2019年因缘巧合，我进入武侯社区基金会，开始社区发展的项目工作。作为一家社区基金会的项目人员，我的主要工作，是整合一些资源，提供资助，支持社会组织/企业去解决社区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推动社会良性发展。2020年我开始做老旧院落的项目，有机会进入到成都本地的一些社区里面去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原来因为生活辗转的记忆重新被激活。

目前老旧院落居住的人群，以老年人和租客为主，稍微有点条件的都换房了。平时很难见到年轻人的身影，好像被排除在院落治理之外了。在做大件垃圾这个议题相关调查的时候，我们发现扔大件垃圾的以租住客为主，他们的形象与老旧院落的脏乱差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需要被“治理”的对象和群体，平时很难被接触到。在治理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有城乡二元的治理结构，有城乡分化的户籍制度，有推波助澜的资本，也有暗中流动的行政力量。

于是一直想要了解，老旧院落治理，到底治理的是什么？租住群体在院落发展的过程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对于他们个人来说，老旧院落租住的这段经历，对于他们的人生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时隔多年，他们目前是否也存在着“回不去的农村”，“留不下的城市”这种窘境？他们怎么去融入这座城市，在这个城市真正安家？

但很奇怪的是，我们接触的合作伙伴中，很少有直接以流动人口为服务主体的机构，这个群体在浩浩荡荡的社区营造过程中，似乎销声匿迹。积极参与社群营造活动的，大部分还是退休或全职的婆婆阿姨们。有一次我到社区里面去开会，会议召集了居民骨干，大家一起讨论物业费和停车费收取的问题，在那次会议上我才知道，原来对于本地居民来说，停车费的缴纳和外地租户是不一样的。

那些正在为这座城市发展贡献力量的“流动人口”们，对于他们自己来说，老旧院落的租住时光更像是生命中的一个过渡，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在过渡期间，他们拼命压缩自我，没有公共活动，没有“家”与“附近”。但是过渡之后，他们要去向哪里？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

05

行动与改变 创造自己的附近—扎根

老旧院落的治理工作让我有一个困惑点：在推动自组织组建的过程中，我们是否过度依赖了本地的居民力量，而有意或者无意的忽视或者排除了一些外部力量？比如“流动人口”。是因为要调动他们更难，我们便巧取捷径？还是出于别的什么考虑？

而我们，难道不也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浩浩荡荡地“外来务工人员”大军中的一员？我们怎么去看待自身和这座城市的关系？如果我们刚好又是去推动所谓的“社区营造”的外部力量，我又怎么去处理我的“外来身份”和“本地力量”之间的隔膜？

2021年，我们开始了一项新的探索，和以往以行政和地域为主要领域推动发展工作不同，这项工作注重社群、关系和人的转化；也让我开始去反思，为什么一开始自己会迫不及待的逃离“家”？我想要逃离的是家，还是什么？

2022年，基金会发起“扎根计划”，支持成都关注可持续生活的实践者探索，一同回到自身，回到生活本身，反思本土文化，营造自己的可持续生活方式，创造属于自己的附近。

在这些项目的尝试中，我感受到行动的力量，不论是作为机构还是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有所作为，也希望这座城市中流动的人们，能够在今后的日子里收获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也能在忙碌的生活中多关爱自己一点。